梁慧星，见前注〔16〕，页76以下。

我们不得不作出反驳：其一，我们如何看待波斯纳关于当代法律职业异质化的观点呢？这一问题是关键。事实上，职业法官并不是不考虑社会后果的，他们只是要在法律程序中运用法律方法来关心社会后果。

第一，不是商品交易，不需要对方支付代价。但是，从制度设计来讲，科班法律人当法官一定比法盲当法官有更多的合理性。虽然初始判断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律师或检察官，但这初始判断只是个不自觉（如苏力所言），它仍然无法让他省心省力——毕竟证据证明和概念分析是法律人省不了的功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法律人的思维是存在的。殊不知，现实主义法学影响下的美国法官，前提首先是职业化的法官，也讲究专业化训练的法官。

此时，只有专业的法律人通过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笔者的质疑和反问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这种哲学家般的伟大法官在人类司法史上究竟有几个呢？人类能出几个这样的天才法官呢？如果天下的法官多数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多数的法律人是否需要通过科班训练来掌握法律方法呢？第二，你能用个别的超凡法官来说明成千上万平凡（典型）法官所需要具备的职业思维特点吗？为什么不从普遍的大多数法律人去看待这个问题呢？第三，个别天才在没有学过法律专业或学得不好的情况下，你能排除他们有可能在法官席位上潜心钻研法律思考和司法方法吗？ 同时，也要看到司法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环节需要外行人的思维，比如英国的小额法庭派一些平民法官来担任。[20]其二，法律关系可以细分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守法关系等。

[18]David S. Brookshire and Don Coursey, Measuring the Value of Public Good: Ad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Elicitation Procedures, 77 Am.Econ. Rev. 554(1987)． [19]Judd Hammock and G. M. Brown, Waterfowl and Wetlands：Toward Bio-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 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dist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197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则立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在各自的法律场域中，会形成彼此的博弈关系和战略对策。反映在法律思想领域，就是强调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乃至于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即认定法律（权利义务）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

由于钢琴声达不到国家环保法对噪音的规定，而原告方也无证据证明琴声对他们的精神产生了伤害，所以没有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法律条款和法规规范，法庭最终以《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做出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环境安静的权利，应立即停止侵害，同时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装隔音设施，并承担诉讼费。它表征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和交流传递其观念、情感和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

而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中，存在有解决各种权利冲突的方案，它的意义不超出法律规定的樊篱。[1]显而易见，权利冲突现象急剧膨胀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与认识根源。详见刘作翔：《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载《法学》2002年第3期。所谓利益冲突，就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

[16]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科斯定理辞条，由著名法经济学家罗伯特·考特（Robert Cooter）撰写。但即使在此种权利界限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尚且存在着一个黄灯时间，从而使其权利的行使界限开始模糊，而这个时间往往也是交通事故最为频繁的时段。2．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关系是交往性关系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即调整社会利益资源在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笔者认为，从法经济学哲学角度，特别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stivity）的认识路径，理解并阐释在这样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里多元主体实践交往的本质，为运用法经济学范式研究法律体系（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原则和制度，奠定了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不断升高的社会成本则更加凸显了法律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和相对性，传统法学所认可的权利义务之客观性与确定性很难周延，对此借助于对法律权利解释的主体间性视角和作为认识工具的相互性思维进行理解，可以得出新颖而深刻的结论来。在经济领域，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说：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地牺牲。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谋求解决的办法，减轻或者限制其冲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

关系总是意味着对立与互动，法律活动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在一个对话平台上，为着一定的资源立场和利益需求，相互较量、彼此交易，从而形成法律的经济性关系格局。(2)每个交往主体在交往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对方施加着影响，也受到他人的影响，这里不存在单纯的影响者，也不存在着纯粹的被影响者。红灯亮时，即为不得行驶车辆的义务。张三拥有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甲企业出售自己的产品，李四在自己的牧场里放牧羊群，等等……。长期被迫聆听钢琴声，严重干扰和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我们认为，权利冲突也就是利益冲突，社会资源的总体稀缺和各方利益的交叉是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因。

交往活动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间，群体与群体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的交换和交流。如果我们想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理想状态应是双方当事人在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时都考虑有害影响（即妨害）。

[11]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在他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13]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还引述并分析了一系列普通法案例来阐述其命题，在对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Sturges v. Bridgman）的分析之后，他评论道：如果糖果制造商不开动他的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医生不在该地设立诊所，那么机器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工作……如果我们想讨论问题的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都引起了损害。

[4]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18世纪初，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注意到法是对各种利益的衡平。

它只能在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之间进行，其交往客体是双重的、复合的或二元的，即：(1)交往主体与客体（间接客体）都是人或人群结合体，它只能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是社会领域中特有的现象。以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规则为例，绿灯亮时，可以行驶车辆。(4)在交往过程中，直接客体自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出现再生和增殖现象，其社会关系始终是面对直接客体的各主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为我而存在的等等。但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却并非黑白分明。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7页。德国法学家赫克倡导建立利益法理学。

【注释】 [1]人权、环境保护、生态等问题日益国际化，联合国已经颁布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两个人权公约，大力倡导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它是一种表现于外部的通过人们行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以传统哲学理论中绝对客观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客认识论，强调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分离和对立的前提下，外部世界对人类活动特别是思维的独立性、居先性、决定性。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必须正视它的存在。

法律通过对主体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要反映其有效地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又要忠实记录下遭受拒绝的利益，以及某种利益所获承认的可能限度。[12]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后世的许多法律学说在总体上对法律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说明，都蕴涵着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主体对通过在实践和交往中获得的关于客体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取舍、整合和重构，从而在观念上、大脑中再现客体，并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

正如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说：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构成法律的是要求，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换言之，法律表达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主体利益予以认知、筛选、选择和扬弃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司徒阳我行我素，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8]当猎手们被问到鸭子栖息地有可能被破坏时，他们平均愿意支付247美元以避免损失。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形成和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彼此间利益驱动、相互博奕，最后达致利益相对平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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