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这原本就是其个体论视角或者说心性论追求的一种自我实现。

最后，破除习气之染着，恢复本体之正。就此而言，气学能否成为宋明理学的第三系，确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25]理、气只是本体流行的不同向度，一体不二，相即相成，既不存在相分的问题，也不存在先后的问题。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19] 明．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页68。这也表明，气作为本体之流行，不过就是心之感应，心即是气，气即是心，两者实为一事。那气质之善恶究竟源于何处呢？如果说人性善恶源于先天之气的话，那将导致这样的理论困境：人性既然先天就具有善恶的差异，后天工夫也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

[46] 明．王阳明，〈与胡伯忠〉，《王阳明全集》，页174。[11] 刘又铭，〈明清儒家自然气本论的哲学典范〉，《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2(2009): 1-36。伴随着这种时代转变的，是儒家的伦理建构及其政治设计，由此才能理解作为儒家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何以竟然有明确的自由与民主的伦理政治诉求。

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西方也是如此，例如古罗马共和制便是贵族共和。对于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首先应当回到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其实，与宗族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是宗族主义伦理和宗族主义政治——王权封建制度。

这种逻辑正在成为学界的一种理所当然、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实在值得警惕。] 这里，他侧重否定的公有和集体所有与国家权力的干预，正对应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

而另一方面，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96页。其实，马克思所描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最突出的特征，乃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即使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基因潜质，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挥之即去。

所以，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中国不再是王权列国社会，而是皇权帝国社会，也就是君主专制社会。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讨论。中国社会的西周时代是确切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43页。

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将帝制与此前的西周封建相对照，就不难断定：至少较之西周封建制度，帝制是更专制的。] 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根据正义原则（义），建构制度规范（礼）。

]，旨在解释古今中外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其理论的核心结构即仁→义→礼的观念结构。例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

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6日。[ 参见黄玉顺：《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页。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叫作‘家天下，就是说，整个天下是刘家的，或者是李家的，或者是赵家的，或者是某家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的是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出现[ 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第33–41页。原文：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段批判性论述是特别重要的，值得仔细分析琢磨： 1．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而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 笔者曾说过：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是‘feudalism，在形式上颇类似于西周的诸侯列国，故将英语的‘feudalism翻译为汉语的‘封建大致不错。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前现代社会形态的批判是一致的。

] 这是将孔子儒学与皇权专制制度剥离开来，实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的正确方向。而中国道路的生产方式当然不能是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一是它的普遍性，即它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决不因有‘亚细亚之名而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诸如亚洲，或者东方，或者欧洲以外的地区。] 我们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应当避免上述荒谬逻辑。

] 共产党人李大钊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此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公有制，马克思还谈到：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14页。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22–28页。在俄国，当年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抨击沙皇的专制。而[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引者注）……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者注）下那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8页。

差等之爱是说仁爱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其根据是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例如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第2772页。‘周秦之变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宗族生活方式的王权社会转向家族生活方式的皇权社会[ 黄玉顺：《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当代儒学》微信公众号（dangdairuxue）2017年6月27日。

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派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郭沫若……1936年他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关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中，又对自己的观点稍作修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阶段的命名。

[《诗经·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第463页。上文谈到，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涉及的主要是西周的宗族王权封建社会及秦汉以降的家族皇权专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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