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领导班子建设与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相结合，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

高明的犯罪分子在洗钱过程中寻找法律的漏洞，以实现合法化的目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是隐蔽的，却是巨大而危险的。

流水作业，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特点。洗钱犯罪往往是有组织犯罪把非法资金漂白的主要形式。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弥补社会的裂缝，而不是用所受的教育、所习得的技能，肆意掠夺财富。官员利用政治地位，在程序上绕过一些关卡，让洗钱者有缝可钻。法律再严密也是人设立的制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2、政府官员的家族涉足商业领域。【作者简介】 林杰：福建福清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法学硕士，福建省南方科技经济研究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相对于前两份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何重大突破？针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张卓元回答说，与此前两个《决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为重大的突破就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升为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国资监管机构要从管国企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财新《中国改革》：《决定》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有新提法，要求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意味着国资监管的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变化。在这个环境决定经济的时代，经济改革与发展难道可以与环境治理相分离吗？可以说，这五大领域中，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关联，都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保障和配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层次非常高，但目前尚不清楚组长、副组长等人选。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落实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专门机构的推动。

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中央下了决心，成立高层次专门机构，就是要坚决推动改革措施逐一落实，并加强监督检查。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新增就业岗位占80%以上，且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全方位的改革必然要求各领域的改革措施之间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而不能相互抵牾、相互抵消。公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中普遍服务部分。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后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与此同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比如，农民宅基地能否流转？若能抵押，就意味着可以拍卖，就是商品，就会成为市场要素。例如，对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 财新《中国改革》：在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造、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材料，至2012年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953家，占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38.5%。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与其他资本平等竞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今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

我想在制定标准上相关部门已经有共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型自然垄断的会进入负面清单，但市场竞争的部分还是会交给市场。1978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而到2013年8月，居民储蓄余额已达43万亿元，其中定期存款额超过27万亿元。这里涉及到2003年的机构改革。这几年，不少人认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偏低，希望能达到国际上国有企业平均分红比例30%的水平。比如北京市国有首创集团和香港地铁公司共同投资建成北京市地铁4号线，总投资150多亿元，引资46亿元，就是一个抢眼的例子。这是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结果，也是实践中完善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同时，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

现在，从实践来看，当时把体改办撤销，和国家计委合并成发改委，对推动改革是不利的。在经济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长30多年，平均增速达到近两位数。

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有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后，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请他就《决定》中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主要内容作了阐释和解读。

还有，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应调入公共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不要留在国有企业中调剂使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中国财税体制改目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就在于，这些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法治、限度、民主、宪政、人权等文明财税治理道德原则，至今既没有被全体纳税人接受和认同，也没有实现财税制度性的嵌入，甚至依然被有意无意地悬置着，忽视着，躲避着，或者批判着，打压着。事实上，当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就在这里。

财税体制或制度与财税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和制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样。现代行为心理研究表明，人际利害行为的目的和手段及其所结成的各种利害行为的相对数量遵循如下规律：（1）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少，谁与我必较远，我对谁的爱必较少，我必较少地为了谁谋利益。

而是，也只能是以所有人、全体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行为，是能够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社会治理行为。与制度价值相符的制度规范(道德与法)，便是正确的、优良的制度规范。

这也是人本人道价值的应有之意，是人道两大原则将人当人看与使人成为人在财税治理体系中的具体应用。因为，制度规范虽然是人根据制度价值制定的，但仅仅有制度价值存在，还是制定不出一定的制度规范的。

换句话说，人要制定一定的制度规范，必须首先弄清楚制度价值是什么，进而形成制度价值判断。罗尔斯则更强调制度的应该且必须性，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在传统财税治理体制下，长期催生了规模不小的财税特权享有者，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人本价值理念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具体要求而言，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是在财税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应该是法治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纳税人财税意志的。

正如价值由行为事实如何与制度目的二者构成一样，人本价值与制度建设之间关系将会呈现如下形态：一方面，直接看，一种制度是否是优良的人本的，首先要看这种制度人本价值的判断是否是真的。坦率地说，要反映和体现每个纳税人的财税意志，唯一且根本的途径就是尽快开启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财税权力的民意基础问题与监督制约问题。

和平渐进的财税体制转型，一定会为社会制度的和平渐进转型创造良好的基础。这个中介就是制度价值判断。

实践中，不仅几乎忘记了不伤一人地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而且乐意人为制造或偏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的情境，并振振有词地以此作为剥夺少数人权利，伤害大多数人权利的借口或理由。将人当人看意味着，要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善待一切人、爱一切人、把任何人都当人看待，这显然是指基于人是最高价值的博爱行为，是把人当人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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